1985年福州军区被撤，司令员江拥辉远赴北京开会，却发现自己并无新任命，回到福建面对各部队的邀请，回绝道：我不能去干扰你们工作，给你们添麻烦！
1985年从北京飞回福建那天，江拥辉下飞机的时候，天色已经有点发灰了。
接他的人在一旁小声打听：江司令，这回中央怎么安排？他脚步一顿，只说了一句：“组织有决定，你们安心干活就行。”谁都听出来，话里没“新任命”这几个字。
福州军区被撤的消息，其实早就在军里传开。
干部食堂里端着搪瓷碗的人，一边咕哝一边吃，东南这块门户，说没就没了？有人憋不住情绪，跑到机关来探口风。江拥辉的态度，始终就那几句老话：听军委的，别瞎猜。他脸上看不出什么波动，像是在替整支部队稳心神。
江拥辉这一生，往前翻几十年，全是硝烟味。
一九三三年，他还是江西瑞金的瘦小少年，跟着大部队扎进工农红军。长征路上，雪山冷得人牙打战，草地里一脚踩下去，泥水能没过小腿。
队伍里有人倒下就再没起来，他咬牙往前挪，心里只认一个理：走不完这条路，就看不到新世界。
到了朝鲜战场，他已经是志愿军第三十八军军长。
一九五〇年的冬天，第一一三师在荒山野岭里行军，战士们冻得耳朵通红。头顶突然传来轰鸣，美军飞机跟秃鹫似的在天上盘旋。参谋们下意识让部队隐蔽，他却摆摆手，说：“伪装全扔了，上公路走。”一句话把所有人吓了一跳。
他算准了敌人的心思。公路上大摇大摆的长队，在美军飞行员眼里更像是自己人的撤退部队。飞机在空中瞅了一圈，没有俯冲。就这么一线之差，一一三师按时赶到三所里，把要点咬住。夜战打响后，三十八军把敌人撕成几截，小股部队被逮着就揍。
战后公路两边，坦克、大炮、汽车横七竖八躺着，像一地脱壳的铁皮。
那一夜在他脑子里盘旋了很多年。
等到福州军区成型，他成了这里的主官，看海风，看前线，也看一张张年轻的面孔。谁都知道，这个司令不爱多说客气话，开会时经常一句顶三句，但碰到涉及战士待遇、家属安置，脾气来得比谁都快，拍桌子的时候连茶杯都抖。
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一日，北京那场重要会议，等于给很多老将军敲了个响钟。
邓小平坐在主席台上，先提国庆阅兵，说气势不错，话锋一转，提到自己八十岁还去检阅，这哪像一支年轻的军队。厅里静下来，谁都听懂这句话后面的意思：该动刀子了，还是往自己人身上动。
“再裁军一百万。”这句话落地的时候，连记录员都不自觉抬头看了一眼。
军队臃肿，机关太多，年龄偏大，摆在那里的问题一个接一个。
军委一层一层往下部署，何正文接到的任务，是从一堆军区里挑出四个撤销。电话很快就打上门，有老首长把部队历史从抗战念到解放，情绪里全是舍不得。听筒这边的人握着话筒，沉默半天，只能回一句：“道理都懂，命令也得执行。”
福州军区的名字终究写进了那张名单。
从防区位置看，有人觉得吃亏，从情感上讲，更多是放不下。消息还没正式公布，江拥辉就开始跟身边人打招呼：不许乱传，不许乱猜，该训练的训练，该站岗的站岗。
他很清楚，这种时候，最怕的不是决定本身，而是底下心浮气躁。
工作往前推的时候，江拥辉又被叫去北京。
谈话很直接，军队要年轻化，他已经六十八岁了，该退就退。讲这话的人也不好受，只能一遍遍解释：不是能力问题，是架构要调整。江拥辉听完，没反问待遇，也没提去处，只说一句：“只要有利于全局，怎么定都行。”
那天从住处回来，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，台灯把桌面照得发白。
门刚关上没多久，傅奎清推门进来，说了半晌心里话，劝他想开一点。谈话结束，他伸手去拿电话，准备打给军委。傅奎清心里一紧，把听筒按住，以为他要说些“上纲上线”的话。江拥辉却笑了一下：“你怕我乱说？我就是想告诉上面，我完全服从，不提要求。”
电话终究还是打出去了。军委总机那头的声音很客气，按规矩问明身份，再帮他转接。他把态度说清楚：不争位子，不添麻烦，一切听组织安排。
话讲得不长，可对一个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军长来说，这几句，比再要个帽子难多了。
福州军区撤并的程序一项项往下走，移防的移防，归建的归建。
等到那天午夜，那摞关键文件落在“完成”两字上，他拨通向守志的电话，报告福州军区工作全部结束，正式交出这片东南沿海的指挥权。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，只回了几句简单的话，语气却很重。
挂了电话，他从楼里走出来，站在空荡荡的操场中央。
风从海那边吹过来，军衣被吹得猎猎作响。营房里的灯一盏盏灭下去，脚下这片土地，他看了太多年，知道自己终究要离开。
有人说，一个老红军该有怎样的结局？江拥辉给出的答案挺朴素：该上战场的时候往前冲，该往后站的时候就别挡道，让年轻人顶上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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